沈艾娣 赵世瑜 | 飘荡在故乡的异乡人——记一位华北乡居者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牛津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现为牛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华北乡村、地方宗教与社会、清末以降的社会文化等。著有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China: Inventing the Nation，及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等。
主持：赵妍杰（译者）
对谈人：沈艾娣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为什么要给刘大鹏这样一个“小人物”作传？
赵妍杰：非常荣幸客串主持。第一个问题我抛给沈老师，在我们强调进步、革命、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中，很难看到刘大鹏这样的普通人，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要为刘大鹏作传？
沈艾娣：其实当时也不是我自己想出来要作刘大鹏传，是我的老师科大卫教授定下的题目。在写作中，我预期的读者是西方的大学生，我希望让他们认识到，像刘大鹏这样的人是真实存在的，而不只是历史教科书中刻板而遥远的形象。我想告诉他们，在中国近代那样一个激烈的转折时代，刘大鹏这样的僻居乡村、保守而传统的一群人是如何度过的。我觉得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不能总是从后向前看，以后人的预设来想象古人，而应当考虑当时的人怎么样看待自己的世界。
赵妍杰：谢谢沈教授。赵老师，您一直提倡区域社会史研究，您如何评价沈教授的《梦醒子》？
赵世瑜：我和沈艾娣及科大卫教授都很熟悉，实际上沈艾娣教授的做法与科大卫老师最初的设想并不完全契合，但是我知道科大卫私下里对沈艾娣有很高的赞许，正是因为这本书，成功地展示了普通人如何走完那段剧烈变动的时代。我觉得沈艾娣教授始终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具体的时空当中，与具体情景相联系，使主人公的情感、经历与乡土的时空结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试图撰写晋祠、赤桥村或是山西的历史。无论切入点在哪里，最终都会由此去透视时代的变化。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生平》
他是希望像曾国藩一样，日记之后会被出版
赵妍杰：日记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但历史研究者应该如何使用日记，挖掘其中的价值呢？
沈艾娣：人写日记是为了创造自己，而不是真实地展示自己，人在写日记时会把自己塑造成应该成为的样子。比如刘大鹏最初的愿望就是自己的日记会像曾国藩的日记一样被出版。我觉得研究者在利用日记时应该意识到，它虽然是一手史料，但也是一个人为了某种目的而写作的。另外，如果想要通过日记了解一个人，就有必要全面地阅读、理解他的日记。比如已经出版的《退想斋日记》，实际上只是全文的很少一部分，大概是1/10，编者所感兴趣的是他认为跟大的历史有关系的部分，比如重要的事件、风俗习惯这一类的。而刘大鹏的日记中还包括很多道德修养、身体状况的部分都被省略掉了。如果只阅读删节后的版本，我觉得是无法全面理解日记的主人的。
赵世瑜：我觉得利用日记史料，必须注意它出现以及撰写的背景。日记和回忆录等文体在中国的大量出现实际上晚至明代中后期。日记无论如何表现的都是对作者有利、作者希望展示出来的内容。我没有体验，因为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近几年大家争得比较厉害的蒋介石日记等等，大概都有类似的特点。日记确实是个人性的，传递的是个人的情感和想法，但它毕竟不同于完全公开的文类。日记的另一不同之处在于，它包含了大量细节，这些细节可以作为很好的社会史研究材料。另外，利用日记必须以其他资料进行佐证。比如刘大鹏与邻村的争议，就不应只以刘本人的日记为依据。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一定要做到的，是我们在判断或者使用日记这类材料的一个原则。
和刘大鹏日记类似的，黄山书社最近出了一套六卷本的江苏常熟人的《许兆玮日记》，时间跨度也是从甲午战争前后，差不多一直到抗日战争期间，讲了很多他在家乡常熟做的事。因为他考中的功名比刘大鹏高，所以他在北京待的时间比较长，还讲了很多京师的事情，这类日记这些年不断被出版和利用。
国家重要，可是世界对刘大鹏也重要
赵妍杰：赵老师一直提倡区域研究，强调自下而上看历史，反对以国家的框架来填充地方的史料。在沈老师这本书里，虽然是个人的故事，可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国家、社会的革命大主题。在区域研究的方法上怎样才能把国家和地方有机地结合起来，讲出有特色的地方性故事？
沈艾娣：这个很难说，我认为历史学家不一定是要解释国家，而是要解释过去，国家只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对象。历史研究就像地图，有的标示出不同国家，有的标示到不同的县，有的甚至可以标示到一座房子。这些地图都是有用的。国家是很重要的政治区域，但其他层级的区域也有它的重要意义。同时不同的层级之间存在自然而然的联系，比如赤桥村也受到西伯利亚铁路开通的影响，因为此后茶叶不再经过蒙古和山西，这也影响到山西、赤桥村和刘大鹏。
可是我现在做的这个研究就要从更高一点看的，从世界史，这些都是重要的，不一定总是要揭示一个国家，当然国家重要，可是世界对刘大鹏也重要。
赵世瑜：我非常赞同沈教授的看法。另外，我需要厘清一个观念，我绝不会反对用国家的框架来研究历史，我的很多同事都是在国家的框架下做研究，我觉得他们的研究都很伟大。我以前应该没有这样表述过，今后也不会这样表述，请大家监督。
过去任何人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怎样理解生活的意义，都是历史学家关心的问题。国家之所以存在且有其意义，就是因为它在人的生活中是有体现的。但问题是，生活层面所体现的国家和国家层面上所体现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立场看国家的。比如国家采取某些政策，对社会不同群体而言，意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国家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实践中，比如通过物价政策，买菜的时候也能体会到国家的存在，因为物价是国家定的。但百姓也有很多办法对付，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二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国家的实在性，不仅体现在政策、制度，而是落实在方方面面，应该从生活的实践来理解它。
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我们从中学课本里就学，起源于安徽小岗村，小岗村D支部自己商量商量，决定把土地让老百姓承包了，这个东西本来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件事情，这种事情千百年来大家在底下可能就是那么做的。后来慢慢推广起来，变成了被支持、被倡导的一个方向，这就变成了一种制度、一种政策了，这在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像张居正，明代万历年间，他的“一条鞭法”就是这样的产物。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老百姓自己搞，地方官也认可，慢慢就在一个小的区域逐渐推广，就上到国家去了。当然也有国家下来的东西，都是双向的。所以我觉得国家不是一个虚的东西，它很实在，不仅仅体现在政策或者制度上，也体现在生活实践当中。所以你要在生活实践当中去理解它，要在不同的具体的地方和区域去理解它，才能对这个制度有比较完整的了解，对国家才能有比较完整的了解。这当然涉及我们研究方法的一种取向。
做历史是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赵妍杰：新文化史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它的目的是通过鲜活的个案透视时代的整体风貌。沈教授的著作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似乎也有新文化史影响的印迹，想请问沈教授和赵教授，是怎样看待新文化史、微观史等研究取径应用于中国史研究的前景呢？
沈艾娣：这个对我来说是有点难的问题，因为新文化史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在西方曾经流行，但现在已经过时了。这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和西方的史学研究潮流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如传统思想史在中国很流行，近些年和新文化史也有很好的交汇融合；而在西方，思想史从50年代开始很少有人做，近些年来出现复兴，成为了一种新的东西。我觉得我写的应该是社会史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微观史。两个学术界面对不同的国家，面对什么国家当然会影响自己的学术兴趣，我们都是面对自己的国家，你们是面对中国。
赵世瑜：刚才沈教授的说法让我们知道不能盲目跟风，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经过改革开放以后三四十年的时间，慢慢地和国际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术界来往多了，所以对他们的很多研究不像以前有那么多隔膜，理解起来也比较快。
所谓新文化史，是接着以前所谓传统的或者旧的文化史，也有人说还有新社会史，和以前的社会史有区别，其实在我看来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当前对中西史学界没有那么隔膜，中国对西方的理论、方法，理解很快。新文化史、社会史不能说跟从前的文化史、社会史有太大的区别。以兰克等为代表，史学的面貌曾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进入20世纪，并没有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转折，而主要是受到后现代与人类学之间的影响，特别是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的影响。有趣的是，西方新文化史家往往自认为是社会史学家。社会史经历了从经济向文化的转向，新的理论、方法并不是否认，而是丰富了社会史的研究，比如科大卫的“礼仪标签”说等，都可以视为这一转向下的产物。但这并不等同于新文化史，后者强调诸如身体、记忆、图像等主题。这类主题对于开拓中国史研究的视野方面有意义，但不宜过度强调。所有研究取向都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服务，但也没有必要变成它们。
赵妍杰：提问阶段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您和赵老师对于学术写作的方式有什么看法？学术写作真的一定要艰涩难懂吗？
沈艾娣：历史学是研究，但也是创造一段历史。历史学研究和大众阅读的分离，也是英国和美国的很大问题，我自己也不太想看难理解的书，自己想多看一点故事。但当前西方的历史写作正慢慢回归读者。这种回归不仅仅是微观史等擅长“写故事”的史学体裁，实际上五六十年代也有很多大学者写了不少大题目的书籍，也是人人都能看的，这说明还是存在着把历史“写得好看”的可能。也有一些新方式写作值得参考，比如中国历史学者金大陆的《非常与正常》，采用了很有意思的方法，每章后面都有回忆的文章，既展示了作者的观点，个人的治史经验，也展示了一手的资料，读来很有意思。
赵世瑜：为什么西方学者的书比中国学者的更好看？我觉得西方很多学者，比如史景迁，更远的爱德华·吉本，他们都是英国人，受到了英国传统的熏陶。英式散文是文学中的重要流派，我觉得也潜移默化了他们的写作风格。另外，西方很多学者的目标读者是西方大学生，他们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去改变写作与学术的脱轨。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他们的书不是给领域里的专家写的，而是面向普通的读者。还有中国的学术制度并不支持“讲故事”的写作方式，学者几乎不可能同时得到学术机构和普通读者的认可。
读者提问一：从您的写作方面来讲，您一开始拿到刘大鹏日记，是把他当成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从他的日记把这个人物创造出来？还是您脑海中已经有了一个原型，比如说一个举人，然后给他修正？相关的一个问题，历史写作，特别是关系到历史人物的，有创造的过程，还有就是要求真，那么创造和求真之间是什么关系？写作过程中您有没有矛盾或者困惑的地方？
沈艾娣：我开始写刘大鹏时是空白的。如果说创造，写作是创造，不是弄出来一个人。刘大鹏就是一个人，可是我写一本书是一个创造。因为我不可能把刘大鹏的全部日记都写进去，我要选择，要决定哪些部分是重要的，这是一个创造的工作。但不是创造事实，而是选择哪些事实。就像讲故事，你不可能将全部事情都讲进去，肯定会选择，写书也是这样的，必须要选择。
读者提问二：我非常惊讶这么好的作品不是由国内学者带给我的，我希望国内的学者也多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读前人的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我想问的是，假如青年刘大鹏和中年刘大鹏此刻坐在我们中间，如果他想写点东西的话，您从一个史学家的角度会给他什么建议？您会不会感觉当初刘大鹏要是再写点什么就好了？
沈艾娣：其实刘大鹏的家人也有同样的思想，一个外国人来写爷爷的历史，觉得有一点得意。其实我觉得刘大鹏很可怜，确实是一个好人，可是他能成功的事情不多。他活着时没什么名，就是村里的老人家，人家在街上吵架，他过去，人家就不再吵，因为尊敬他，等他过去以后再吵。很多事情不是他所希望的那样，不是他的错，是世界改变得快，中国这段历史也不是很平安过去的。
读者提问三：国内学者有大量做刘大鹏的，您作为一个英国学者，跟中国学者面对同一个学术问题时有什么思维上的差异？
沈艾娣：也不一定有差异，当然我们的学术界不同，个人是不一样的，刘大鹏是一个人，我们不一样。我开始写就想写这个人的故事，没有想到中国人会看，也没想到中国人会感兴趣。因为我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很简单的比如说科举是什么都要解释，所以我们写书可能不一样，就是全部要解释给一个完全陌生的读者。
赵世瑜：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读者或者学者来看这些不同，非常不一样。其中写过刘大鹏研究的人，可能只有非常少的人真正对那个地方很了解，这样直接会影响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
本访谈为2015年4月18日作者在北京彼岸书店的讲座，来源于《北京青年报》，录音整理桑青，仅供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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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刘大鹏年表
咸丰七年（1857年） 出生于山西太原县（现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
同治四年（1865年） 8岁，村塾入学，老师刘午阳。
同治十一年（1872年） 15岁，结婚，发妻武氏。
光绪三年（1877年） 21岁，第一次赶考，参加县里的考试。
光绪四年（1878年） 22岁，第二次参加县试，考中第十六名。
光绪七年（1881年） 24岁，离家，到太原崇修书院。
光绪十七年（1891年） 34岁，离开书院，去南席村富户家中坐馆教书十一年。
光绪二十年（1894年） 37岁，考中举人。长女出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38岁，第一次离开山西省；进京赶考。农忙时亦为家中麦田帮忙。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39岁，长孙出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41岁，第二次进京赶考；期间乘火车到天津逗留6天。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44岁，次女刘红喜夭折。患病，颈部感染，7个月后病愈。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45岁，长子刘玠通过乡试，「父子登科」。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46岁，母亲过世。与长子同去开封参加会试（北京贡院被毁）。
光绪三十年（1904年） 47岁，长子进京应试不中。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50岁，年末（或者1908年初）父亲刘明过世。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51岁，第二位妻子郭静过世。
宣统元年（1909年） 52岁，再次续弦。第三位妻子史竹楼。被推举为省咨议局议员。
宣统二年（1910年） 53岁，次子患严重精神病。
1912年 55岁，被选为县议长，拒绝就任。
1913年 56岁，再次被选为县议长。辞去晋祠新学堂教职。
1914年 57岁，凭声望被请去整理石门煤窑的财务。
1915年 58岁，被选为省议员。被任命为县商会执事（领薪）。参与成立煤矿公所。
1916年 59岁，受煤矿矿主邀请参与经营。
1925年 68岁，小女儿璧萸出生。
1926年 69岁，三个孙辈的孩子几天内因传染病先后夭折。阎锡山从煤矿征税过重，刘大鹏从煤矿公所请辞。通货不稳定，刘大鹏开始在家里种蔬菜。1928年 71岁，长子刘玠去世，长媳吞鸦片自杀。
1930年 73岁，父亲留下的生木店生意不景气，被人买走。
1937年 80岁，日军入侵山西，刘大鹏被打伤而生病。日军军官命令其介绍晋祠。
1940年 83岁，三子刘琎、四子刘珦开始吸食毒品，刘家分家。
1942年 85岁，刘大鹏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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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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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想做曾国藩 最终做了刘大鹏
——近代乡贤的现代化之痛
作者 | 陈怀宇
来源 | 新京报
清末民初的刘大鹏，本身是农夫，却将自己想象成统治阶级的一员。心里想着做曾国藩，最终做了刘大鹏。一颗达官贵族的心，却久囿于煤商老农的身，修身尚易，齐家更难。高卧书斋，败局人生，梦中治国，一腔哀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可想而知。
沈艾娣所写山西近代乡贤刘大鹏(1857-1942)的《梦醒子》一书，近几年已成为英美大学生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指定读物，现在居然译成中文出版了，而这竟然是她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和她认识十几年了，看到她的书终于来到书中所讨论的中土世界，实在非常“欢喜赞叹”。事实上，我们之所以相识乃由这本《梦醒子》结缘。当时她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主要任务是完成这部书稿。当时一同访问的还有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和彭晓燕（Michael Biran），她写这本书也得益于与他们的讨论。我们几乎每周见面一次，总是听她讲她的书稿，偶尔会帮她核对一下刘大鹏日记原文和她的英文译文。其实她对原文理解得非常好，我提供的修订意见极其有限。
关于作者：每次吃饭都抢着讲自己的新发现
在我眼里，艾娣真是青年学者的榜样，她真正称得上一位极有计划性（highly organized）、极度专心（highly concentrated）、极度自律（highly disciplined）的学者。到现在为止，她已经出版了五本书，其中四本专著，处理四个完全不同的主题，两本在英国出版，两本在美国出版，这些专著无疑让她在学术界脱颖而出。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学术积累，使得她年仅三十八岁便被哈佛聘为历史系正教授。我两次去哈佛演讲，尽管停留时间很短，都约她见面吃饭，她都抢着讲自己最近的研究心得和发现。她正是这样一位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学者。
没过几年，艾娣又被母校牛津聘回去接替她老师科大卫空出的教职。她是科大卫的众多得意门生中较为特别的一位，并没有跟着科老师做华南，而是以做山西著称。记得她曾跟我说过，“科老师训练了我，但我并不总是同意他的看法”。正是中国传统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科老师其实也很关注山西。就在今年夏天，师徒二人一起参加了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晋城营的指导工作。
她的每本书都是在超越自己以前的成就，都在尝试新的史学研究和写作方法，开辟新的领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实在令人钦佩不已。她大学本科在剑桥学习古典专业，人文学的基础非常好，写作上更是力求典雅。而她更可贵的地方在于，写作学术著作时常常将读者装在心里（reader-friendly），她的英文书多数都在300页以内，这一点在学界也是很难得的。
艾娣的学术论文数量并不多，以写专著为主。专著能着眼于本领域内的一个大问题，甚至引起其他领域读者的思考，而这需要多年的积累。
专著的写作也能体现一个学者多方面的史学方法和写作手法，因为可以交替进行史实描述、史事叙述、史料分析，乃至于理论方法的总结与反思。专著的写作更需要一个学者的沉潜，真正是考验一个学者的持久的（enduring）和坚韧的(persistent)的特质。艾娣无疑具有这样非凡的特质。事实上，除非所谓世俗的诱惑如名利之外，学者在学术上也面临许多诱惑，比如见到新潮流、新史料的出现，见猎心喜，赶紧跟风写个急就章应景，或者搁不下面子，答应一些文债，而这些都会影响自己的专著写作计划。大概不少青年学者都有这样那样类似的挣扎，应引以为鉴。
关于《梦醒子》：史家讲官修正史忽略的故事
艾娣在中文版序中提示说《梦醒子》是一部受到近代欧洲史学领域发展出的微观史影响的作品，但不是典型的微观史，只是用叙事的结构来展示个体的生命历程并分析其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观念的变化。她使用的主要资料来自于刘大鹏自己留下的日记、著述，以及采访当地人的口述资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英文版的“刘公大鹏先生行状”。
刘大鹏这样的乡贤，一生坎坷，虽有功名，却未在官府谋得一官半职，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基本上不可能进入“国史”。中古时代的墓志常常说到志主的家世和事迹“国史家牒，可略言矣。”这个“略”可以是简略，也可以是忽略。有些人确实在国史中露了一下面，但其事迹很简略，和墓志的内容不可比。但更多人是在国史中完全被忽略。
艾娣的刘大鹏传是按照她所理解的刘大鹏的复杂身份如作者、儒生、孝子、议士、商人、老农来组织材料、叙述传主生活的，这是典型的强调史家主体的叙事史，英文所说的“史家来讲故事（I tell the story）”。这与中文学界强调的所谓“让史料说话（Sources tell the story）”非常不同。史料自己并不会说话，要靠史家去理解、阐释、组织。此书夹叙夹议，引用了大量二手文献，比如书中讨论孝道中道德、礼仪、情感的紧张关系，提示了柯启玄、伊佩霞、高彦颐、张寿安的研究（44-45页）。这样的提示能够将一个小问题的讨论和更大的学术领域之间建立起相关性，从而彰显这一议题的重要性。总之这本书在视野、方法、写作上均可称典范之作。
刘大鹏的人生轨迹，如果不是由艾娣给他完整写出来，也会被官修正史忽略。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艾娣更关心的是，像刘大鹏这样的乡贤，如何在清末民初社会剧变中挣扎于各种身份认同和角色变换，以及这些乡贤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学思想在这样的剧变中如何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影响，这些乡贤所生活的乡村又如何在政治权力、经济发展等方面经历现代化之痛。
关于刘大鹏：本身是农夫，却将自己想象成统治阶级的一员
刘大鹏虽然中了省试，算有功名，文化教育水平很高，从他的日记来看，他对自己的文化地位自视也很高，但因为没有为官，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并不高。光有功名并不能改变家庭经济状况。为了缓解生活上的困窘，他不得不去富人家坐馆，也不得不经营煤矿，并在煤矿业萧条之后从事农耕，实际上从私塾先生变成商人又变成农民。在中国传统社会价值系统中，这意味着人生的失败。但这些转变与山西在近代的发展息息相关，并非刘大鹏个人的力量所能抗争。
正如艾娣所指出的，“刘大鹏本身是农夫，却将自己想象成统治阶级的一员”(15页)。这正是刘大鹏这类有功名未入仕儒生的宿命。这些人怀抱着“治国平天下”的梦（刘大鹏的梦见69页），一生却只能挣扎于“修身齐家”。心里想着做曾国藩，最终做了刘大鹏。一颗达官贵族的心，却久囿于煤商老农的身，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可想而知。修身尚易，齐家更难。艾娣一再强调了刘大鹏在道德上的高度自律和努力做一位孝子，但在支撑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方面并不成功。
全书叙事和讨论都非常细致，不过限于叙事体例，书中有些论点未进一步展开。这里只说两点。其一、书中对刘大鹏受曾国藩影响开始以写日记砥砺人格的讨论较为简洁（9页），而当时全国各地这类乡贤以曾国藩作为政治和个人道德与事功的榜样是一个重要论题，值得更多讨论。其二、传统教育目标与科举考试形式之间的冲突也是一个有趣论题，克服道德、功名的追求和学习、考试方式之间的矛盾是当时读书人的一大挑战（30页）。
通过教育参加科举获得功名的确是传统孝心的体现，而科举废除后，高考在形式上取代了科举，但高考与科举对读书人的忠孝观念和心态而言，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是一脉相承的，读书为中华之崛起、为家族之荣耀，都是传统忠孝观念在教育精神上的体现。其实，直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乡间，读书和参加高考有着多重意义，精神上为“光宗耀祖”、为父母“争气”，道德上为后人树立人生楷模，经济上能够吃上“商品粮”，政治上获得“城里人”的地位。这一观念的历史传承和变迁值得进一步探讨。相信读者也会发现其他一些极有启发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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